张泽铭专访丨赛场之外：与其扮演，不如做自己

连续四天的高密度赛程，多场比赛接连进行。对张泽铭来说，这次参赛带来的体验，和过去有些不一样。

最开始，张泽铭并没有参赛的打算。结束新国辩之后，他一度有些困惑，不太确定自己现在处于怎样的状态。

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战胜一部分对手，但在一些重要场合，又常常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。这种落差让他有些焦虑。

当时也有队伍邀请他参赛，但他都婉拒了。一方面，科研工作占去了不少时间；另一方面，在他看来，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重新站上赛场。此前参加老友赛，是因为他真切感受到自己有所进步，才想通过比赛检验一下。而这一年，他没有类似的感觉，也就没有主动参赛的打算。

后来，参赛的想法是在一次旅途中慢慢出现的。当时他正在芬兰候机，特意找朋友聊了聊。朋友认为，这会是新国辩之前一次难得的练手机会。听完这番话，他有些心动，便和队伍商量，如果时间允许就去参加，但当时还不能确定。

直到九月中旬，行程仍然没有完全敲定，队伍也没能进行系统备赛。为数不多的一次集中交流，是朋友到家里来，几个人抽出半小时简单聊了聊。确定参赛之后，大家才通过几场模拟辩论逐渐磨合，吸收不同人的想法，慢慢搭起基本的立论框架。

到了深圳线下参赛，张泽铭发现，整个过程和自己熟悉的传统赛事很不一样。

以往参加新国辩这样的比赛，队伍通常会提前两天抵达，留出时间磨合和讨论。但这一次，队员分散在不同地方，又受到天气、航班等因素影响，很难提前完整集结。他抵达时已经比较晚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，还有队员在路上奔波。留给大家赛前讨论的时间几乎为零，队伍基本是在比较仓促的状态下走上赛场。

算上过去参加的十余场线下赛事，张泽铭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。面对实力很强的对手，赛前他其实并不看好队伍的前景。但比赛开始后，队伍反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松弛的状态。赢了比赛，大家就一起高兴；输了比赛，也会先聚在一起聊天，好像比赛已经结束了一样。即使第二天一早还有比赛，大家也会先把当下的情绪释放出来。好在队友们都很真诚，也愿意互相配合，总能在之后重新调整状态，投入下一场比赛。

不少观众注意到，张泽铭在场上经常引用现实见闻和生活中的例子，有人以为这是他最近才形成的表达方式。但在他看来，这其实一直是自己的习惯。

这次比赛也让他意识到，缺少身边人的及时提醒，自己有时会把握不好表达的分寸。部分针对对手的调侃，后来回想起来并不合适，也出现了礼仪上的瑕疵。他提到，本科时身边总有人会及时提醒他：如果发言太过戏谑，不妨站在对手的角度想一想，这些话会不会让人不舒服。

 “本科的时候，总有人会及时提醒我。一旦我的发言过于戏谑，他们会让我试着站在对手的角度想一想，这些话语会不会让人感到不适。”

如今已经二十七岁的他，在缺少外部提醒时，没能始终守住表达的边界。有些话当场听起来诙谐有趣，实际上却可能带有冒犯意味。这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因为自己对这类玩笑的接受度比较高，容易忽略对方的感受。赛后回看，他也承认，部分措辞不够严谨。

张泽铭平时很喜欢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等作家，恋爱时遇到不少纪念日，也会读博尔赫斯的诗。但到了辩论场上，他很少刻意引用名家典故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只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，并不是专业研究者。如果为了显得有文化而强行引用，反而容易显得刻意，也未必能把道理讲清楚。相比之下，他更习惯从日常生活中寻找例子。

随着比赛不断推进，赛前准备的内容逐渐用完，备赛也变得更加随意。张泽铭在辩论圈认识不少朋友，比赛期间，常有人晚上过来聊天。朋友随口提到的观点，有时就会成为第二天比赛的素材。甚至在赛前十五分钟，遇到前来交流的观众，对方分享的想法也可能被他带上赛场。对他来说，正是因为没有把胜负看得太重，才更容易接受这种临场、即兴的备赛方式。

这种从现实生活中寻找素材的习惯，和张泽铭过去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
2022年从英国学成归国后，他曾有过一段迷茫期。拿到的博士 offer 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期待。长期以来，他也承受着不小的同辈压力，身边不少同龄人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。那段时间，他一度用坦然接受“摆烂”的方式，和自己达成和解。

2023年，他加入一个与留守儿童相关的项目，在广东一座小城扎根两年半。从项目副负责人逐渐成长为线下主要负责人，这份工作带来的消耗并不总是明显，却一直存在。完成儿童心理访谈后，如果得知孩子后来遭遇变故，或者出现自伤倾向，他就会反复回想此前的对话，思考自己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。

受工作规则限制，工作人员不能和服务对象建立私人联系。但由于他负责项目的公共账号，偶尔会在深夜收到曾经接触过的孩子发来的消息。即使他的记性不算特别好，那些相处时的片段也常常会重新浮现在脑海里，让他很难真正抽离。

两年之后，他逐渐感受到个人能力的局限，意识到自己很难继续为孩子们提供更多帮助，于是决定继续求学、积累力量，希望未来有机会重新投入这份事业。工作期间，他还有一个小习惯：每次访谈结束后，都会给孩子讲一个故事，帮助他们平复情绪。故事可以来自历史人物、科幻作品，也可以是剧集里的片段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快没有故事可讲了，才意识到这段经历已经在自己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。

此外，他还有两千小时以上的支教经历，去过尼泊尔、西藏、青海等地。不过，在他看来，短期支教和真正深入乡村生活是两种不同的体验。后者让他对当地生活有了更具体的理解，也成为他认识世界时一个重要的参照。

“有些辩手打辩论，目标就是取胜，会在台上扮演一个完美的辩手角色。我当然也渴望胜利，但如果一门心思只为赢，反而未必能够赢下比赛。”

对张泽铭来说，比起在赛场上扮演一个理想中的辩手，他更希望做自己。这并不是为了展示过去的经历或成绩，而是把自己真实看待世界的方式带进辩题里。他希望，即使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也能从他的发言中认出属于他的思考。

因此，在寻找辩题答案时，他更愿意听普通人讲述真实的人生经历。曾经因为一段特别的经历，他和团队一起访谈过退役体操运动员，了解这个行业里真实的喜怒哀乐。在他看来，短短几小时的备赛，很难凭空形成真正有说服力、又和生活经验脱节的观点。很多时候，辩论的答案就在真实生活里。即使是追星相关的辩题，关于饭圈规则的讨论，也来自平时一点点积累的观察。

如今，张泽铭主要学习认知神经科学，研究方向涉及青少年焦虑、抑郁等跨疾病议题。有人会好奇，心理学相关的专业积累，能不能帮助他在辩论中搭建立论。

他的回答很坦诚：直到现在，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太擅长搭建完整的辩论立论。作为一名专业学习者，而不是相关领域的专家，他很难直接把学术研究转化成赛场上完整的论证。阅读文献或许会带来一些零散的启发，但更多时候，专业学习留给辩论的，是一些有意思的生活观察。

任何一份认真投入的学习或是工作，或多或少都会滋养辩论，只是很多时候，我未必能够清晰感知到这份影响。

如果说前面的交流让我们看到了张泽铭独特的辩论风格，那么聊到辩论与生活的关系时，他给出的回答，或许和很多人想象中的并不太一样。

 “我认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占比不超过15%。”

他用一天24小时来计算自己的生活：6到8个小时用于睡眠，8个小时工作、科研，剩下的时间则投入游戏，或者研究怎么打游戏。至于辩论，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为它专门腾出生活的全部空间。

这种生活节奏，在深圳的大师赛期间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那四天里，他早上起来写文章、改文章，之后参与讨论，再去打比赛；比赛结束后，晚上还会去网吧打游戏。即使身处大赛，他也没有因此完全放下生活中其他的事情。

所以，当被问及是怎么坚持打这么多年辩论时，张泽铭却说：“我没有觉得我在坚持。”

选择心理学，是因为喜欢这个专业；参与辩论，也是因为觉得有意思。对他而言，如果一件事本身能够带来乐趣，那么它就不应该被理解成一种消耗。就连和队友一起训练、讨论，在他看来也可以是生活中一件有意思的事。与其说是在坚持，不如说是因为喜欢，所以一直做了下去。

而至于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他也有一个相当坦率的回答：“我生命第一大要义还是打游戏啊。”说完又补充，现在应该说是家庭——这句带着自我调侃的回答，却构成了他价值排序里的金字塔顶端。

当然，张泽铭并不是没有过被辩论占据生活的时期。回忆大学经历时，他也提到，打比赛有时会挤占和朋友相处的时间，甚至影响日常的人际关系。但辩论之外，他还有自己的兴趣，也会参加艺术团、登台表演，和朋友出去玩。生活并没有因为辩论而只剩下一种颜色。

辩论没有占据他生活的全部，甚至未必是最重要的部分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才不必时时背负着证明自己的任务。能赢当然很好，能在赛场上遇到有趣的人、经历有趣的事，也已经足够值得回味。

对张泽铭而言，辩论不是一场必须不断证明热爱的长跑。比起强调自己有多么坚持，他更愿意承认：喜欢，所以去做；觉得有趣，所以继续。